这周，在一个 AI 高新技术孵化器的活动现场，一位 AI 创始人压低声音问我：等他的 VC 投资款到账的时候，他还能不能在加拿大。
我是去参加 TBDC Launch Week——多伦多商务发展中心（Toronto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re）旗舰的 AI 与深科技孵化器年度展示周。我是以一名移民律师、同时也是一家独立律所的创始人的身份去的，想向其他在加拿大做硬科技的移民创始人学习。
我没想到的是：我带回了两个新的咨询预约，以及一个更尖锐的问题——这两年来我一直在心里反复问的问题：加拿大究竟能不能留住它口口声声说要留住的 AI 创始人？
那位等了快两年的创始人
第一位创始人是在一场嘉宾讨论结束后过来找我的。他告诉我，他通过 Start-up Visa（SUV）项目递交永久居民申请已经快两年了。他是一家 B2B AI 基础设施公司的技术负责人，最近刚刚完成了一家美国 VC 的合伙人级尽职调查，Term Sheet 已签，资金几周内就要 closing。
他的工签是基于 SUV 提名信办下来的。他的 PR 还没有结果，但工签很快就要到期。两年了，IRCC 对 SUV PR 处理时间的预估已经悄悄被延长，所谓基于 AOR 的时间表已经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他有妻子。他有一个九月份要上 JK 的孩子。他有投资人——投资款一旦到账，就会期待他在加拿大正常运营，而不是在边境口岸挣扎，不是靠 maintained status 续命，更不是半夜两点跟移民律师商量美国 E-2 备选方案。
他问我的不是”我有什么选择”。他问的是：“如果钱到账时我还在加拿大，会怎么样？如果钱到账时我不在加拿大了，公司会怎么样？”
这已经不是一个移民法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关于加拿大的 AI 战略和加拿大的移民系统到底有没有在同一个房间里的问题。
那位 PGWP 快到期的 Waterloo 毕业生
第二位创始人是在中场茶歇时来找我的。他两年前从滑铁卢大学毕业，用 Post-Graduation Work Permit（PGWP）把一家生成式 AI 创业公司做了起来，目前已经有付费的企业客户。他现在在 Express Entry 的 STEM 抽签池里盯着每一轮抽签。
他的 PGWP 还有七个月到期。他的 CRS 分数刚好落在 2026 年抽签命中的区间——但”过去几轮命中”并不等于”在我工签到期之前一定会命中”。他可以申请 Bridging Open Work Permit，但前提是他先收到 ITA 并提交了 PR 申请。他还没收到。
他低声告诉我，过去六个月里，他陆陆续续收到了几家美国 AI 实验室的橄榄枝。更高的薪水。O-1 签证赞助。九十天给他一个明确答复。他还没有答应。还没有。但他想知道，再过几个月，对美国说”不”在经济上还合不合理。
这不是一个抽象的”人才流失”假设。这就是人才流失本身——坐在 TBDC 的椅子上，向一位移民律师询问一个截止日期。
加拿大 AI 战略一直在错过的
我的同行 Zeynab Ziaie Moayyed 今年早些时候写过一篇很犀利的文章，剖析加拿大公开宣布的 AI 雄心和支撑这些雄心所需要的移民配套之间的鸿沟。她指出，泛加拿大 AI 战略（Pan-Canadian AI Strategy）的设计前提是一个旧世界——一个”人才会自己搞定移民”的世界。
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。
今天的人才是会算账的。他们知道在美国用 Premium Processing 办 O-1，九十天就能出结果。他们知道在加拿大用 SUV 办一家 B2B AI 公司，带 Founder Relocation、带真实的 cap table，等两年依然可能拿到一个”暂无消息”的答复。他们知道 PGWP 是一次性的，IRCC 处理时间显示是一种礼貌的虚构，而一个能稳定出抽签结果的 STEM Express Entry 池本来可以是加拿大的竞争优势——而加拿大选择不去建。
我在 TBDC Launch Week 遇到的这些创始人，不是在求一条更容易的路。他们是在求一条可以预测的路。
我为什么会在那个房间里
我是一名移民及难民律师。我同时也是侨达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——一家在金斯顿、多伦多、上海三地运营，以三种工作语言提供服务，没有任何外部投资的跨境律所。我的背景是难民安置。我每天做的，是代理那些想合法留在加拿大的人——包括 AI 创始人。
我去 TBDC Launch Week 不是为了 pitch，是为了 learn。我想了解：在 2026 年的今天，加拿大旗舰深科技孵化器里的 AI 创始人，到底是怎么想加拿大这件事的。他们在哪里感觉到拉力，在哪里感觉到压力，他们没告诉自己董事会的是什么。
这一周对话给我的最诚实的答案是：他们想加拿大的方式，和我自己想”是否要留在某个地方”的方式很像——一只眼睛盯着门，一只眼睛盯着自己一旦走会留下的人。这不是抱怨。这是我见过的每一位移民创始人都会做的事，包括我自己。
我告诉这两位创始人的话
我对那位 SUV 创始人说：他的工签在 PR 待批期间通常可以一次性延期；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为 O-1 或 L-1 应急方案做筛查——以防他的 VC 要求把美国实体结构作为 closing 条件；他不应该等 AOR 那封信来给他确定性，因为根本不会有那种确定性。从星期一开始就要跑平行路径策略。
我对那位 PGWP 创始人说：Bridging Open Work Permit 的窗口比 Express Entry 抽签池更重要；他应该每个月更新一次 EE 资料，把自己稳定在凭借现有资历能进入的最高 CRS 分段；如果他要花接下来六个月等 ITA，那也应该同时花这六个月把美国 O-1 的文件证据链建起来。不是因为他应该走，是因为如果他留下，那是他主动选择的留下，而不是被惯性留下。
第二天，两位都预约了正式咨询。
我从 TBDC 带回我自己律所的三件事
第一。 AI 创始人市场严重缺少既看得懂 Term Sheet、又看得懂 SUV 档案怎么走的移民律师。大多数移民律师不看 cap table。大多数公司律师不看 CRS 分数。创始人卡在中间。
第二。 平行路径规划不是”激进”，是”负责”。如果客户的加拿大移民结果在九十天之外就开始不确定，你就应该在他需要之前把美国备选方案画好。这不是对加拿大不忠诚，这是对客户的忠诚。
第三。 我还会再去 TBDC。Launch Week 上的对话，是我今年关于跨境 AI 移民最有启发的一周。如果你是 AI 或深科技领域的创始人，正在看这篇文章，而你的移民时间表正在被你的融资时间表挤压——请提前联系我们。越早越好。
关于侨达律师事务所（BridgePoint Law）
侨达律师事务所（BridgePoint Law）是一家加拿大跨境精品律师事务所，由张宁静（Natalie Zhang）博士创立。我们的业务覆盖移民及难民法、房地产法、民商诉讼、遗嘱及不动产，在金斯顿（总部）、多伦多和上海设有办公室。我们是持牌律师，不是移民顾问，可代理创始人和家庭客户至加拿大联邦法院。工作语言：英语、普通话、粤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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